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當我們沿著時間的河流溯源而上，甲骨、青銅器、竹木、絹帛、紙張就是探源的舟船，它們或用圖形、或用符號、或用文字鐫刻了先祖的足跡，記錄下或傳說，或故事，或語錄，或書信，承載了文明，引領我們探尋歷史的真相……竹木便是中華文明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寫載體，從公元前十七世紀的殷商至公元四、五世紀的東晉時期，長達兩千多年，是造紙術發(fā)明前及紙張普及之前最主要的書寫工具，是先祖?zhèn)兘涍^反復的比較和艱難的選擇之后，確定的文化保存和傳播載體，這在傳播媒介史上是一次極為重要的革命。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薄胺济购骨?，千載永不滅。”這里的“汗青”指的就是簡牘。因為古人要在簡牘上書寫，就要將簡牘放在火上烘烤，讓簡牘中的水分滲出來，就像人出汗一樣，一是經過火烤后的竹簡、木牘浮滑，易于書寫改抹，二是防止蟲蛀，所以簡牘又被稱為“汗青”。
　　 《說文解字》中寫道：“簡，牒也，從竹。牘，書板也，從木?！焙啝┦菍χ袊糯z存下來的寫有文字的竹簡和寫有文字的木牘的統(tǒng)稱。寫在竹片上的書稱為“簡策”，寫在木片上的書叫做“版牘”，它是古中國文字的主要書寫載體。
　　 在簡牘出現(xiàn)之前，早期的象形文字或圖案只能鐫刻在甲骨或青銅器上，只有上層社會極少數(shù)權貴能夠掌握，由于材料有限，且不易保存，難以被廣泛傳播，因而，至殷商時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層社會的極少數(shù)人，這就極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傳播。直到西周時期，簡牘的出現(xiàn)與使用，第一次把文字從社會最上層的小圈子里解放出來，以浩大的聲勢，向更寬廣的社會大步前進，這一切才得以改變。
　　 即使竹簡和木牘的大量使用，但在東漢蔡倫發(fā)明造紙術和紙張普及之前，文字依然只被少數(shù)貴族和儒士所掌握，廣大民眾都無法接受到文字的教育，從夏商到春秋戰(zhàn)國，從先秦至魏晉，都是如此。
　　 竹簡和木牘是中國古代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但制作竹簡和木牘都非常的不簡單，就以竹簡的制作來說，首先要選擇三年上等的青竹，以孟棕竹和慈竹為首選，稱其為“青”；然后裁成筒狀的竹段，再削成長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將竹片中的水分和糖分烤出來，叫做“殺青?！睔⑶嘀蟮闹衿憧梢詴鴮懥?，將書寫好的竹片編上號嗎，鉆了小孔，用麻繩按編號順序串好，這樣就成了一卷完整的簡策。
　　 而木牘的材質大多是楊、柳和松木。楊、柳多產于北部，木色皆為白色，質輕且易于吸收墨汁，因為多是沙漠中綠洲的產物，自然是當時書寫的最佳材料。敦煌馬圈灣發(fā)掘出土的簡牘中：紅柳占54.1%，云杉占31.4%，胡楊占13.1%，而竹簡僅有16枚，約占總數(shù)的1.3%。
　　 竹簡木牘是書寫的載體，而在竹簡木牘上書寫文字的工具有毛筆、墨汁、刮刀。簡牘上的文字用筆墨書寫，極少用漆代墨的，刀是修改錯誤的文字時刮涂而用的，并非用于刻字。
　　 簡牘作為主要文字載體，客觀而真實地記錄了先民社會的點點滴滴，中國燦爛的古文化思想和政治、經濟、軍事等書籍就這樣被傳承下來了，也正是簡牘的出現(xiàn)，才得以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況；也使孔子、老子、荀子、墨子、孫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傳至今；兩千多年的朝廷政令、行政文書、契約借據(jù)、個人書信等包羅社會的萬象也借助簡牘而流傳至今；所以，簡牘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簡牘的出現(xiàn)，對中國文字的形成和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國文字由象形向筆劃轉變，沒有向字母發(fā)展，是豎排而非橫排，是由右及左而不是由左及右，與西方文字完全不同。毛筆書寫的順序是從上到下，由右及左，這是受竹材、木材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片、木板影響，只能容單行書寫，為更清晰地表達意思，所以中國文字沒有向字母方向發(fā)展，另外左手執(zhí)簡，右手書寫的習慣，對中國書法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中國書籍的形成和書籍管理制度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東漢時期，蔡倫發(fā)明了造紙術，至東晉，隨著紙張的興起和大量使用，簡牘才退出了歷史舞臺，湮滅在時光的塵埃中！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焙啝┰谥袊鴼v史文明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自然不會永久被時光的塵埃湮沒。漢武帝時，魯恭王破壞了孔子的舊宅壁，發(fā)現(xiàn)了一些竹簡，其中有先秦古文書寫的《左傳》、《論語》、《尚書》、《毛詩》等。279年晉朝，從戰(zhàn)國時魏襄王的陵墓中，一次發(fā)掘到寫有文字的竹簡數(shù)十車，可惜這兩次發(fā)掘的竹簡都未能保存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竹簡木牘的發(fā)掘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大量竹簡木牘被發(fā)掘。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長沙五里牌發(fā)現(xiàn)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經拼接恢復后，得到了18枚簡，最長的15.5厘米，最短的4.9厘米，簡寬0.6厘米左右，簡上字多的有11字，字少的僅2字。
　　 1996年長沙市走馬樓一處工地中出土了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期孫吳紀年簡牘，共計14萬余枚，超過此前中國歷年出土簡牘數(shù)量的總和。由于三國時期史料匱乏，被認為是中國繼殷墟甲骨卜辭、敦煌文書之后的又一“世紀考古大發(fā)現(xiàn)”。為此，長沙市政府為保護孫吳時期紀年簡牘而斥巨資建設了長沙簡牘博物館。
　　 2002年在湖南湘西龍山縣里耶鎮(zhèn)里耶古城1號井，出土了38000多枚竹簡，2005年又在龍山縣北護城壕11號坑中出土了51簡牘。里耶秦簡內容豐富，涵括戶口、土地開墾、物產、田租賦稅、勞役徭役、倉儲錢糧、兵甲物資、道路里程、郵驛津渡管理、奴隸買賣、刑徒管理、祭祀先祖以及教育、醫(yī)藥等相關政令和文書。數(shù)量眾多，內容詳備，里耶秦簡不僅是一本秦代的百科全書，更為我們了解秦代歷史，提供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實錄，提供了一個全息式的思維空間。
　　 湖南出土簡牘批次多、時代序列完整、數(shù)量更是占全國簡牘出土總量的一半以上，堪稱中國出土簡牘第一大省。
　　 1899年在新疆古樓蘭遺址發(fā)現(xiàn)了寫有文字的竹簡，后證實為晉代。之后，一百余年來，出土的簡牘文字多達數(shù)萬件，簡牘文字的大量出土，不僅為研究春秋戰(zhàn)國、秦漢乃至魏晉時期的天文、地理、政治、軍事、哲學、醫(yī)學以及經濟、文學等方面提供了古老而鮮活的史料，并且，簡牘文字中，篆、隸、楷、行、草五種漢字字體皆備，對中國漢字文化研究，書法藝術的學習、創(chuàng)作與繼承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寶貴資料。
　　 甘肅是中國簡牘大省，河西走廊乃漢簡之都。甘肅發(fā)現(xiàn)和出土的歷代簡牘有7萬多枚，其中20世紀90年代在懸泉遺址一次性就出土了2.3萬多枚竹簡。而漢簡就占全國出土漢簡的82%以上，20世紀初以來，在甘肅省集中發(fā)現(xiàn)的漢簡有居延漢簡、懸泉漢簡、敦煌漢簡等。
　　 湖北、山東、陜西、內蒙古、等地也先后出土發(fā)掘了簡牘，由此可見古老的中華文明不僅涵蓋了長江、黃河流域，也遍布了東北、西北，且一脈相承。
　　 簡牘是研究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字至秦代西漢初年書法的重要資料。先秦時代，文字從應用性開始走向藝術性。這時的書法與文字的變革緊密聯(lián)系，它從稚拙漸趨完美，從而奠定了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戰(zhàn)國的竹簡是手寫。這些字的筆畫具有彈性，起止處較尖銳，中間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現(xiàn)了毛筆書寫的特色。這與金文隨形輕重和搭接凝結的筆畫形態(tài)不同，已由遲重變?yōu)榱髅?，筆畫和體式也較篆文更為簡略。從里耶秦簡來看，字全部是筆墨書寫，書寫全用中鋒，字跡工整，字體繁簡有別，筆畫遒勁，運筆流暢，姿態(tài)各異，意境酣暢淋漓。秦簡大部分文字字體屬于秦隸，從小篆演化而來，許多筆劃，特別是撇、捺、豎、點等筆劃十分漂亮，一是大膽拉長縱向線條，二是有意將結構進行高低錯位處理，三是將斜向的短線條進行縱向化取勢，四是有意收縮結字的某一局部，使其勢上揚，湖北龍崗睡虎地秦簡的字體與之相似。
　　 里耶出土的大批秦簡，字體有古篆書、古隸書、隸中帶楷書等，可見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隸書在流行。
　　 漢簡因竹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卻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過多的束縛，因此表現(xiàn)出了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楷轉化的過渡性書體。
　　 簡牘書法與秦漢碑刻、歐顏柳趙的楷書及“二王”行書、顛張狂素相比，確實顯得草率、稚嫩，但這正是它的可愛之處，正像我們回頭去看自己的童年一樣，稚嫩樸拙卻美好。
　　 近些年，中國書法界興起了“簡書”的一股熱潮。簡書者仿效秦漢竹簡和帛書的“古隸”體式，即效仿先秦、兩漢時代在竹片、木片和絲織物上的古文字書法，以獨特的國畫顏料配制古樸赭黃色，以板刷在生宣紙上刷出類似竹簡書豎條，字體就寫在這赭色“竹簡”條上，別有一番古雅特色，以適應現(xiàn)代審美情趣。這種對色彩變化瞬息之間的精確把握，呈現(xiàn)出活潑，具有生機的形象，使書法獲得了“隨類賦彩”之妙。
　　 一片片真實的簡牘，通過文字無聲地向世人訴說著許多春秋戰(zhàn)國、秦漢三國與兩晉的歷史和生活故事：涉及政治經濟、絲路貿易、文化教育，還有詔書律令、驛站交通、文書往來……抑或是一枚枚邊塞書信，簡牘將現(xiàn)在與過去勾連，古人在那頭，今人在這頭。
　　 沒有傳承，就沒有未來；沒有創(chuàng)新，就沒有傳播。
　　 歷史長河沉淀下的簡牘瑰寶，正在穿越時光的塵埃，向我們走來，終有一天，定會在世人面前揭下它們神秘的面紗，綻放其光彩炫目的容顏，訴說中華悠久而燦爛的文明。
　　
　　 2022年6月30日于長沙市